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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在地委大院掏过鸟窝

   胡学洲领着我走进夷陵大道博物馆斜对面的一条巷子,因紧挨着地委大院,1980年代初,有7个局在这里兴建住宅楼,多为七层,门牌按夷陵大道编排。
再往里几步,地势陡峻起来,楼宇依着地势高高低低。这里是桃花岭的东坡,在城市还没急速成长的1980年代前,这里还是典型田园风情,这个季节稻田飘香,蛙鸣一片。
1952年出生的胡学洲世居这里。“过去是以桃花岭多少号来编门牌的。”胡学洲的家,是“桃花岭5号”,行政区划上属东风大队四小队。
这个地方还有个地名叫胡家岗,同一个祖先繁衍下来的10多户胡姓人家聚居一起,土墙瓦顶的农舍依在山坡上。这在过去很普遍,胡姓以“开发学振新”的辈序,区别村民的长幼尊卑。“学”字辈算是较高的,童年时,就有岁数比胡学洲大得多的叫他叔叔,这是家族伦理。
小村旁是插满了清明吊的祖坟,谁家的先人过世,都吹吹打打地送到这里长眠,守望着后人,每一个村民,都能依靠那些坟头,捋出自己的“来龙去脉”。
小村的背后,是道高高的院墙,依着山势延伸到胜利四路,高墙内,是绿树葱郁的地委和行署大院。
那里面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小时候,胡学洲常对着院墙好奇。
稍长后,胡家岗的孩子们搭着人梯,翻过院墙,顺着大树“噌噌”地溜下去,偌大的地委大院,成了孩子们的百草园。

桃花岭6号原宜昌行署大院内,绿树成荫。

   彼时,堰塘或水田里,有一种腿细长细长的白色大鸟,它可以单腿立在水田里打盹,半天一动不动。它们住哪儿咧?后来,胡学洲和伙伴发现,它们的巢在地委大院的树上。
对鸟来说,这是一个恶梦的开始。“我攀到树上,一窝一窝地掏。”令胡学洲意外的是,并没有人阻止他们的淘气。后来,他们与大院里的孩子结成了统一战线,一起掏鸟蛋,一起在各个办公区里钻来钻去。
院里有很大的草坪,蚱蜢和蛐蛐都有,不分白天黑夜唱歌。胡学洲跟着大院里的孩子在草地里捉蚱蜢,装在瓶子里,有的蚱蜢头和身体被撕开了,身体依然在挣扎。
到了晚上,则是院里的孩子们翻过墙头,与胡学洲们一起“搬螃蟹”,捉泥鳅。特别是春季涨水时,泥鳅喜欢溯溪,用小网下去,一捞就是好几条,又肥又大。第二天,家里的餐桌上就多了道“硬菜”。
其实,他们不必翻墙的,地委大院云集路上的大门没有设岗,可以大方进出,并没有人阻拦。不过,他们还是乐意在翻墙中找寻乐趣和刺激。军分区大院放电影时,他们还带着板凳翻过去。
黄小菁(化名)是院里长大的女孩子,当男孩在嬉闹时,她们则喜欢把芭蕉叶子撕下来,折成各种小动物,“就像现在有些景区卖的那种。”她在康庄路上小学,有时快迟到了,也直接从院墙翻过去,一下就到了。
那时,地委大院还有漂亮的大门,过节时常挂着灯笼,“比现在的好看多了。”现在,黄小菁仍陪父母住在大院里,但越来越找不到当初的感觉,“现在里面就是个巨大的停车场。”

   后来,胡学洲在生产队放牛。一头母牛,还有头刚下不久的牛犊。每个傍晚,胡学洲就赶着牛回牛棚,偶尔,胡学洲骑在牛背上,揪着牛尾巴在夷陵路飞奔,展示自己的骑术。
博物馆那里原是一个荷塘,水浅,夏天,只有水性不好的,才会去那里“扑腾”几下,市委党校下的金家台那里,有个更大更深的堰塘,且水很干净,胡学洲和伙伴们更愿意去那里比水性,不过,他们从来不去长江里游,“太危险了。”
1970年代初,夷陵路在抵达云集路后戛然而止,形成一个丁字路口。路口旁有个高坡,行人每走至此,已汗流浃背,为贴补家用,胡学洲在高坡下扯个棚子,摆了茶摊,一分钱一碗。
尽管只是一道院墙,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已为院墙内外的孩子们,预设了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
1969年初中毕业后,胡学洲成了生产队的农民,工分3分半,两年后涨到了9分7。
1972年,胡学洲迎来了命运转机,他被招进了市棉绒厂,“做灯芯绒的,后来改名叫绒布厂。”从此脱离了农民身份。那一年,胡家岗有100名青年成为了市民。再后来,他和邻居的姑娘谈起了恋爱,“常在一起看电影”,不仅去军分区大院看免费的,还去解放电影院,甲票一毛五分钱,乙票一毛。胡学洲把这些电影票收集起来,有厚厚的一摞,“结婚后,这些电影票都不知去向了。”
1980年代初,胡家岗被拆迁,更多的机关在这里盖了住宅楼,地委大院开了个门,把胡家岗纳入了怀抱。村民可选择还建,也可以选择搬出去,胡学洲选择了留下,现在他的邻居里,有几位是过去的专员与副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