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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琴:迷失

  不会网约在夷陵区坐个出租车真不容易。X牌的空车多,却乡下户口不能进城。T牌少,望穿秋水等得一辆,不是有拼车要求,就是有路线限制。好不容易上车成行,接了个电话,一不留神,司机把我拐到下西坝去了。

  哎哎哎大锅!不是克(去)西坝宾馆么?哪门跑庙嘴克哒?我一急,一下子从刚刚和朋友通话时的普通话切换到夷陵方言。司机锅锅倒是淡定,方向盘一打,很痞地嘀咕了句“早说唦,搞错哒”,不仅把浪费我的时间跟金钱的严重错误掩盖过去,还似有追我一个冒充外地人的罪责之意。

  其实,如果不是会议时间紧迫,我倒很乐意坐在车里,任出租车拉着我,一圈一圈绕着西坝慢慢转悠……

  三十多年了,三江桥一直不屈不挠地向东伸着它的臂膀,我的脚步,却直到今天才姗姗抵达。很巧的是,我第一次独自到西坝,也是在这样一个冬日的雨天,也是错误地走到了下西坝。不过,不是司机兜圈子,是我自己南辕北辙地迷路了。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没有预约,我放了学自作主张去新婚不久的姐姐家过周末。县班车磨磨蹭蹭到达汽车连站时,已是傍晚。8路车左等右等不来,回县城的车也收了班,只好冒着雨,步行去西坝的姐姐家。

  姐姐家坐班车去过几次,步行是头一回。但我自恃心里有数。

  8路车终点站下车,有一排气势不凡的店面,百货文具副食一应俱全。什么也买不起,每次经过,我却总要忐忑地踏上那几级光滑的水磨石台阶,做贼似的溜进挂着“国营某某某”牌子的店面,将那些摆在玻璃柜台后面的物件甚至手写的标价签一一赏阅,直到察觉烫了卷发的营业员阿姨有些不悦,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挂完眼科继续往前,有个很小很乱的菜市场。下午的光景,鸡鸭鱼肉已罢了市(也许还有鱼卖吧,西坝人的餐桌上少有离开鱼的,大的草鱼江鲢,小的鲫鱼刁子,姐姐总能做出许多花样来),只有懒散的几个袖着手的农人,担着不多的几种本地蔬品,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也不吆喝,一副卖与不卖、买与不买都无关紧要的闲态。我自是不在意农人的买卖,我在意的,是菜场路口的两个小摊。一个杂货摊,一个小人书摊。从杂货摊上淘得的林青霞、翁美玲、周润发、山口百惠等等明星的照片至今还在。小虎队的歌词本很贵,也还在。小人书摊的摊主,是个特别小气与顽固的老头,两分钱租一本的小人书,跟他谈五分钱租三本,几次都没谈拢。老头要是活到今天,一定被团购模式活活气死。

  从小摊出来,时候不早了,一星期五毛钱的零花钱也已所剩无几。无妨,反正姐姐家从那个拉着“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的横幅的铁架子大门进去右拐,第二个巷子就到了。

  ——但这是下车后的路线啊。8路车过了三江桥是怎么走的呢?往北还是往南?脑子没有罗盘的我,果然下了桥就走反了。但当时却不知道反了。

  那时姐姐姐夫住在西坝建设路葛洲坝砂石分局厂区一套红砖机瓦的简陋平房里,巷口不远是高高低低的沙石堆和皮带机。那房子,说是套,其实是一长溜平房中的一间而已。只不过,手巧的人们,或是在房子中间砌一道薄墙,或是用家具遮挡,或是拉一布帘子,将原本只有二十来平米的蜗居魔术般整得卧室客厅一应俱全风生水起,硬是让“一间房”变成了“一套房”。与葛洲坝众多住集体宿舍的单身青工们相比,能拥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空间,无疑是让人羡慕的。姐姐姐夫那时工资不高,却总能挤出钱,有时带我去桥东的西陵公园看猴子,有时去西陵剧院看电影,有时去解放路排队买据说很有名的小笼包子。还有的时候,是提着渔具浩浩荡荡去江边钓鱼,钓着了开开心心,钓不着也是开开心心。

  在我们乡下老家,灶房顶顶重要,谁家哪天烟筒不冒烟了,那一定是出了很严重的状况。但城里的房子(原谅我的没见过世面,以为那时西坝姐姐家的样子就是所有城市的样子)居然事先都没有安置灶房。年轻的小夫妻,总是更愿意拿着饭钵吃食堂,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去三江桥那头看电影逛公园压马路。但浪漫无疑拗不过生活。最终,姐姐家和周围别家一样,在墙边上搭起一个棚子,买来蜂窝煤炉、锅碗瓢盆,厨房就算支起了。闲时,也学别家在转角的空地上围起巴掌大一块菜地。住得久些,旧脸盆旧轮胎,残破的坛坛罐罐,以及一切兜得住泥土的器物,都种上了菜。看惯了乡间望不到边的庄稼地,小巷里无所不用、无孔不入的“菜地”更像小孩子扮的家家酒,抬脚抬眼处,那不经意的一小片油汪汪的葱绿蒜白,总是没来由地让人满心欢喜。

  八十年代初的西坝,跟姐姐家一般模样的巷子就像庙嘴江滩的石子一样星罗棋布,随处可见,无数无数自搭的低矮的厨房、杂屋、菜地,将小巷包裹得九曲八转,烟火四起。可是那天,一样的“高高兴兴上班去”的铁架子大门,一样的沙石堆皮带机,一样的小巷,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姐姐的家了。

  天色一点也不照顾一个十多岁孩子的情绪,很快拉下脸,黑了下来。屋子里的灯一盏盏亮起,各种饭菜的香气在迷宫似的巷子里肆意穿行。我薄薄的棉衣早被细雨淋透,一起淋透的,还有我独闯西坝的自信。

  不记得是我主动开口还是被动接受,只记得我是被一个说着外地普通话的大妈收留。大妈家用布帘子隔出的客厅因为摆了儿子的床显得更窄,屋子中间放一个蜂窝煤炉子,四五人一围,就再也没有缝隙。操各种口音的左邻右舍挤在门口,七嘴八舌给我出着听不懂的主意。我说不清姐姐家的门牌号码,能给他们提供的线索除了姐姐姐夫的名字,就剩巷子口的沙石堆和皮带机了。

  大妈从厨房找来一只灰馒头,烤了烤递给我,说家里只剩这个馍了。我第一次知道白馒头有个灰不溜秋的兄弟叫馍,而打小就抗拒馒头的我,第一次把一只长相难看的馍吃得分外香甜。

  我的湿棉袄快在蜂窝煤炉子上烤干时,大妈的儿子费尽周折,总算从厂保卫科打听到了姐夫其人。

  一路的江天夜色,一路的寒风细雨,姐姐姐夫将我从保卫科领回家已是后半夜。那一次,从坝尾走到坝头,我感觉西坝那么远,又那么近,而西坝的冬,是那么冷,又那么暖。

  后来,姐姐仿佛说过要领我去大妈家登门致谢,不知为何竟没能成行,而我那时年少,大约也是没心没肺,不曾将此事记挂于心。再后来,姐姐一家搬离西坝,至今,已三十余年。其实,三十多年,我一直不曾离开宜昌,与西坝的距离,不过半小时的车程而已,我如今的谋食之地,更与西坝近得仅一桥之隔。也曾想起过大妈,也曾猜想过大妈一家子的生活,但惭愧的是,无数次与西坝擦肩而过,无数次凝望桥西那片船儿似的小岛,却一直没有再次踏进这片故地。

  ……

  姐,我到西坝了!我在西坝宾馆门口给姐姐电话时,姐姐正在麻将馆战斗。姐姐和姐夫在西坝仅仅住了两三年,因为工作调动迁居多次,如今终于如愿,搬进武汉一高档社区宽敞舒适的新家。姐姐有时抱怨两个孩子嫁得太远,有一个还出了国;有时抱怨小区和房子都太大太冷清,楼上楼下住几年都不认识。偶尔提及西坝的旧邻居,倒是流露许多怀念。此时,我急切地想告诉她,她曾经生活过的西坝,如今要建世界一流的大剧院了,这片小小的江心岛,就要成为宜昌美丽的后花园了。

  我多想和姐姐聊一聊西坝的前世今生,聊一聊大妈的一家。

  可是哗哗啦啦的牌声将姐姐含混不清的一声“哦哦”匆匆洗掉。电话这端,我的万般感慨也仿佛在一瞬间被洗尽,千言万语,迷失在笨钝的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