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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村庄的40年时光

我与一座村庄,一直不离不弃。我与一座村庄,在DNA的鉴定里,有血脉里相同的基因。

我来到城里已有30多年了,去过我故土的人说,我的样子,竟然和村庄的地貌越长越像。

我故土的那座山梁,它叫马耳坡,表面沉稳中带着风吹草浪的激情,憨实的土里一年一年收获出粮食瓜果。我和这个叫马耳坡的山梁,在我的中年岁月,它的厚土滋润着我的心坎,它的井水灌溉着我的心田。

这个叫马耳坡的山梁,它实在是太小,哪怕是在一个县级的地图版面上,也没有它的标识。但我的生命,就是在马耳坡上孕育,并接受着它最初的哺育。

我在马耳坡上的童年时光底片,就是春天金黄的油菜花和整齐的麦浪在山梁四周起伏,我的村庄在一片风声里静默或者舞蹈。

在老影集里寻找我在马耳坡上仅存的几张照片,都是端端正正站在马耳坡的竹林桃树前一脸憨态又茫然的模样,照片上的人,面色黯淡,带着忧愁,领子上的每一颗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一如那个年代的拘谨严肃。

1978年,我家的几间房屋已由茅草房改建成了土墙黑瓦,猪圈和灶屋依旧是山草覆盖的草棚,其他村里人的住宿条件比牲口也好不了多少。在我的记忆里,每家床脚下都放着一个尿罐或者夜壶。40年过后的今天,我对乡村的嗅觉记忆,除了满山满坡野花的芬芳气息,便是这家家户户的尿臊气味,还有院坝地窖里烂红苕的气味。

40年前,我对村庄的记忆,是乡亲们蜡黄苍白的脸色,脸上总是布满黑白的斑点,那是因为体内寄存着太多蛔虫的缘故。所以那时,乡亲们每一年总要到赤脚医生那里去领一种专杀蛔虫的“宝塔糖”服用。而每当我在粪便里发现那些还在蠕动的蛔虫时,我就瞠目惊舌。40年前,我村庄的一条土路,到城里有30多公里的路程。每一次步行到城里,就是一次长途拉练。

我的村庄,在1978年的岁末,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那一年春节,在村庄的文艺演出中,划彩船的悦耳唱声从一个乡村的姑娘中吐出:“三中全会好哟,我们的彩船划哟,划哟……”这竟让一个9岁的少年在梦里梦见了她画着红妆的眉眼。

一个在丘陵里沉睡的村庄,到底是什么时候听到了一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雷?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是从镶着锡箔纸一样发亮牙齿的魏支书和喜欢顿顿要喝红苕酒的牟村长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会议精神时朦朦胧胧得来的吗?

40年了,我的村庄在朝雾夕照中一路走来。1981年,村庄里土地实行包产到户那一年,我家稻谷亩产达到了850斤。每家每户杀了年猪后不再出售一半给公社食品站了,团年宴上开始有了自家承包鱼塘里打捞上来的鱼。村里的年轻人也开始流行喇叭裤、萝卜裤、牛仔裤了。而我还认得,村里当时一个男青年穿着花衬衣和喇叭裤提着录音机从山梁上招摇而过的神情,录音机里正传出邓丽君唱的“甜蜜蜜”。再后来,村庄里又飘起《乡恋》、《在希望的田野上》、《万里长城永不倒》、《十五的月亮》这些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了。

40年了,我的村庄在月光下的睡梦中翻了一个身。马耳坡已被炸平成一个开阔的沙坝,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草场,在它的对面,是一个建在山顶上的机场。那年刚通航时,有一班晚上飞往广州的航班,我的一个远房叔叔总是睡不着,他担心从屋顶上飞过的飞机会一头栽下来,后来,当他坐上飞机稳稳地飞到北京去看长城时,他才开怀地笑了,很安全嘛,就跟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差不多嘛。

40年了,我的村庄还在原地等我吗?村庄的孩子们在微信视频里聊天了,村庄的土特产品通过村里的电商平台飞到了大江南北的千家万户,我的村庄在一片果园的浓香里被包围着,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楼房掩映在绿林中,一条条大道通向四方。我的村庄,山花烂漫,瓜果飘香,游人如织。我的村庄,被葳蕤的植物浸染成一层墨绿色,成为大地上一幅飘动的油画。今年春天我回到村庄,在一片桃林里坐下,纷纷飘下的桃花落满了我的全身,在一片桃花的暗香里,我突然感到,在40年岁月的风声中,村庄就像我面前的一株植物,它在春风里一天一天拔节成长。每当我以一种怀旧的心情去打量村庄时,我才感到40年前的村庄已成了记忆,但它淳朴的气息还在渗透着我。

马耳坡的这个村庄,它是中国无数个乡村在40年的风云激荡中一个小小的缩影,但寄托了我对它的祝福,和我对它充满深情的凝望。


乡村标语史

一个国家40年风云激荡的历史,在我老家那些风雨班驳的老墙上书写着。

我说的是老家村子里墙上的老标语。这些标语,和山野上蓬勃生长的植物一样,透出时代的强烈气息。

1978年,我9岁了,那年12月,一个关于国家命运布局的盛会,在北京召开。

等这个会议的精神传到我老家村子里时,村长从公社开会回来,手里挥舞着一个文件,在山梁上扯开嗓子高喊:“李永德,快点上坡来,接受任务!”

村长喊的这个人,是我一个本家二叔。我二叔略通一些文墨,在村子里算是一个文化人,他在山梁上走路,也是公鸡一样高昂着头的,有时遇到同别人争执,他总是以一句“你没有文化”来作收尾后,一个人悻悻而去。我二叔是一个骨子里清高的人,这样的人注定不能生活在热闹人群中。

每逢遇到接受村里写标语的任务,就是我二叔最得意的时刻。我见他提着石灰桶(后来改进成涂料),挥动一把大刷子在石头上、墙壁上展现他的一手好手艺。写标语时,二叔半蹲在地,仿佛在暗暗运气,把体内气流恰当地运送到字体上,然后,一气呵成。

我二叔说过一句话,他说,在北京召开的会议精神,翻过万水千山跑到我们村子里来,还得靠我在墙上写标语。我二叔的话似乎是对的,不过还是觉得他太狂妄了。

1979年那个春天,我二叔在村里山山岭岭的路口、院里土墙、电线桩、一个渠堰天桥上书写着醒目的标语。春风在村子里兴奋地吹来吹去,二叔写的那些标语家喻户晓,处处涌动着一股股热浪。来看看二叔那年刷写的标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全体群众行动起来,大干一场”……二叔刷写下的这些标语,我那村子里的父老乡亲,有的弄不懂真正意思,二叔也一知半解地给他们讲解着。二叔当年刷写下的这些标语,已成为一个国家改革开放初年记忆的活化石。

1981年,一个国家的又一轮土地改革,再次如春雷一般炸响了我那个小山村。我二叔在村子里刷写的标语是这样的:“打多少收多少,由你自己说了算!”、“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村里老墙上,到处都是我二叔刷写的标语:“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提倡一胎、控制二胎、杜绝三胎”……我二叔写的这些标语,都是按照上面的内容写的。我记得另外一个村子里原创的标语甚为吓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2015年10月,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我二叔那年已经76岁了。满头白发的二叔,欣然受命,提着涂料桶,在村里的房前屋后、新硬化的公路旁刷写下标语:“一个太少、两个正好”,“春风吹大地、播种播两粒”,后面一条是我二叔原创,他自己也觉得满意。

我记忆中,40年来,我二叔刷写的标语实在是太多了,可以出一本图文并茂的书了。

1988年宣传殡葬改革政策:坚决反对土葬,实行火葬!1996年安全宣传:遇到电线着了火,千万不要用水泼!1998年:全村人民行动起来,多栽果树!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农业税,不交了,党的政策真是好!2002年:保护青山绿水,实施退耕还林! 2008年:北京就要开奥运会啦!2018年:美丽乡村是我家,农村不比城里差!

前不久,我回到老家村里去,看见79岁的二叔还在村子里刷写标语,他的手已经有些发抖了,颤抖着写下这样的标语:不忘初心跟党走,共同建设新农村!

在我的村子里,城里卖房的、卖电器的、卖车的、推销保险的,还有村里电商平台的宣传,各种喷绘广告已经占据了交通要道、村里兴修的办公楼、葳蕤树木的果园旁,但我二叔刷写标语的身影,还在村子里的大地上缓缓移动着,成为传统乡村里的一道风景线,成为我望得见乡愁的一部分。

40年的家国记忆,也在我二叔写下的那些乡村老标语里,得到了浓缩和绵延。

 

电波声里望流年

“会填电报表吗?”这是1978年6月,我和幺叔来到镇上的邮政所,工作人员递上来一张电报表。“姐速归家有急事”,幺叔填写的电报内容就7个字,收费1元零5分。

那年初夏,我的一个远房祖父在犁田时突然栽倒在田,再没有醒来。为了通知他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回家奔丧,我和幺叔便赶到镇上邮电所发一封加急电报。5天以后,当红肿着双眼的姑姑从上海回到村子,哭着跪倒在灵前时,她痛心于时空的遥远,通讯的不便,让她千里迢迢回来奔丧的泪水,再也追不上祖父在云层里的脚步。

1979年的寒假,我读小学二年级,我到在城里工作的父亲单位去玩,父亲在机关做秘书,整日守在一台黑色带着威严气派的电话机前接听电话,我看见一脸严肃的父亲把话筒凑在耳边接听,传达指示,收听汇报,一边在电话记录簿上飞快地记录着。那时,电话还是手摇式的,打电话时,先摇一下手柄,然后把电话挂了,邮局的总台为你接上要找的单位,插入相应的端口,这才可以通话。

电话的神秘,让我想做一个实验。有天,我把用来抽水的30多米长的胶管子连接起来,我和幺叔分别站两端,我对着胶管口子对着另一端拿着胶管口接听的幺叔大声叫喊:“幺叔,幺叔,听得见我的声音么?”幺叔失望地摇摇头。

1990年,我到一个乡里参加工作时,最初在办公室作文书,依然是手摇式要通过邮局转接,我对邮政局那个满脸长着雀斑的女话务员也萌发了朦胧的情愫,每次听到她转接电话时轻柔的声音,我的心里就狂跳不已。

1994年春天,我回到村里,村支书和几个种植户家里已经安上了程控电话,其它的老乡也都在准备安装电话了。电话,已经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1995年的一天,村里一个养鸡大户到我家来小坐片刻。只见他腰间已佩戴着一个黑色的传呼机,不一会儿便嗡嗡嗡地响起来,他嘿嘿嘿地笑起来说:“我马上得回一个电话。”他走以后,颇受刺激的我不久后也花了1100元买了一个数字传呼机。没料,这个传呼机却让我被老婆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一下班,或者是在城市夜晚的酒肉江湖上,老婆一次次“呼”我赶快回家,我感觉失去了自由之身

1996年初春的一天,一个诨名叫“狗子”的搞建筑的老乡来到我家里,他把一个砖头大的东西“啪”地一声往桌子上一搁说:“知道不,老子花2万块买的大哥大!”“狗子”的神气吓了我一跳,也让我顿感落伍于时代的寒酸。狗子在街上打“大哥大”的时候,满街的人都在羡慕嫉妒地盯着这个“土豪”的嚣张显摆。

1999年春天,我花3000多块钱买了一部手机,那可是2个多月的工资啊,我真有些心痛了。我腰间别着手机很风光地回到了村里,还故意到那个养殖大户的院坝前拿起手机哇啦哇啦的说话。没料,这位养殖大户却从腰间拿出一个样式更新款的手机在我眼前晃了晃。

2003年的一天,我回到村里,我的一个表叔正在吆喝着牛犁田,他腰间的彩屏手机突然响了,表叔便停下来接听电话。表叔笑着说:“刚才,是湖北一个客商商谈来这里收购榨菜的事儿。”

2008年夏天,我回到村子,村里70多岁的魏大爷正坐在电脑面前,看着他的孙子用视频和打工的爸妈聊天,魏大爷的眼睛笑得眯成了缝儿:“这玩意儿,实在是怪!”

2008年秋天,当神七航天员在浩渺的太空中与家人通电话时,我才真的感到,在成为一个村庄的地球,我们对太空的呼唤,已不再是梦。

2018年春天,当年和我去发电报的幺叔,已经79岁了,他在微信视频里跟我聊天,笑呵呵地告诉我,他种的水果,已通过村里的电商平台销售到了湖南、广东一些地方。

40年里时光飞逝,40年里电波遥遥,在这电波声里,我见证了一个国家崛起的背影,一个国家铿锵前行的足迹。


光阴里的家

我爸今年81岁了,有天晚上梦见老家一棵洋槐树被大风连根拔起,那棵树是我爸亲手栽下的。

“心痛啊,心痛啊!”我爸惊醒过来后拍着胸口说。我妈也醒了,大声说:“老头子,这可是你做的梦,不是真事儿!” 我爸才恍然抬起头来,嘴里喃喃,我是在做梦噢。

爸平时是一个沉默的人,他做这个梦,是想老家想得有些心慌,但因痛风毛病,很少回老家去。我感觉爸心里有个孤独的“黑洞”,越撑越大。

对父母的孝心,并不都是物质上的给予。今年有天回家,我决定同爸好好聊聊,我要燃起他心里“黑洞”的一点亮光。那天他突然来了兴致,要与我来好好回忆一下40年来的家庭变化。爸说,我们这个国家啊,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确实不容易,我们这个家庭,也是这个国家的细胞嘛。

我爸开始回忆1978年,那一年他41岁了,是县城机关的秘书。那年秋天,这个风华正茂的男人,满脸兴奋走在乡间田野上。我爸按照上级指示,回到公社和村里传达一个重要文件,那是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那一年,整个中国大地都在拨乱反正,中国上空,响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

这一声春雷,也传到了我的村庄上空,到处都是彩旗飘扬,锣鼓喧天。1978年的那个冬天,因为有提前宰杀的年猪,我那10多口人的大家庭,铁锅里的萝卜汤里也沾上了一点油腥,黑漆漆的厨房里有了一点热气腾腾的味道。1978年,一个9岁的孩子,还不明白这一年,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真正意味着什么。我只记得,爸特地请来城里照相馆的师傅 ,让我们一家人在竹林旁照了一个合影。爷爷还把为自己打的一口棺材扛到了偏屋,他红着脸膛说:“莫着急,我还要好好活着嘛,多看些好年景!”这一年,留在我心中的影像是灰白中夹带一丝喜庆的红。

我背着母亲为我捆好的一床被子,怯生生地来到一个离家70多公里的乡上工作。这是1988年的秋天,我从学校毕业了,有了鼓出的喉结,说话粗声粗气,脸上还长满了青春痘。那一年的夏天,我家喜事连连。我的妹妹考入了大学,我的奶奶迎来70大寿,我母亲喂养的两头母猪一口气下了13个猪崽,我家稻田里试验的新品种喜获丰收。10月,我颤抖着在乡里工资名册上签了字,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36元5角。我用工资称了五斤羊肉,再到供销社买了一床毛毯回到了村里的家。远远地我看见母亲在田坎边等我,母亲的头发在风中飘着,瘦小的母亲踮起脚尖一把抱住了我。我家的日子正越过越好,那年在村里率先建起了气派的青砖房,青砖房内,一年四季都挂着腊肉,还有一串串像是在燃烧的红辣椒。那一年的影像,便是墙上那一串串红辣椒,望一眼,便忍不住有些心花怒放。

一个城市里的人几乎倾巢出动去江边看大水,这是一个长江边的城市,因为春天的洪峰,已经危及到下游一些城市的安全。这是1998年的春天,我61岁的父亲搀扶着80岁的老奶奶去江边看大水,一次一次洪波涌起让我的老奶奶也吓得双腿打战。我听见爸在她耳边说:“妈,您别担心,下游有解放军在扛着呢。”江边的雨雾中,爸的头发已是花白一片。那一年的大水,让整个中国眺望与动情,也让一个长江边的家庭揪心。

2008年。这一年的开篇,几乎是被雨雪笼罩。这一年的5月四川的大地震,8月的北京奥运会,泪水奔流的是两个方向,一边是巨大的悲伤,一边是海潮般的喜悦。

2018年初夏的一天,我带着爸妈回到老家,在爸栽的那棵洋槐树下合了一张影。拍照时,老家山梁上空的飞机仿佛贴着屋顶腾空呼啸而去,那是我老家山顶建起的机场。回到城里以后,我们一家人又在波光浩淼的江边合影留念,绿树婆娑中的城市,是我终老一生的地方。

两张照片上,我们一家人的笑容,都是从心里绽放的。40年的光阴流水,我们一家人,还将在这流水潺潺中, 继续着岁月里的静美时光。

 

与岁月同行

1978年我故乡的县城,与贾章柯怀旧电影里的汾阳县城长着相似的脸,灰蒙蒙的县城天空下,火柴盒一样叠放的矮小敦厚楼房,错落分布在方圆不过5公里的土地上。

1978年12月23日晚上7点,那天是周六,9岁的我和爸来到县城表姨家。表姨父坐在那把老藤椅上,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我表姨父是那条县城老巷子里,唯一拥有收音机的居民人家。收音机里传来的,是一个百废待兴之中国家的喜讯,播音员正字正腔圆播颂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头天,一个决定着国家命运走向的盛大会议,刚刚在北京闭幕。表姨父听完了收音机里的播音,我见他激动得脖子上的青筋都一条条暴露出来了,他站起身,大声喊我表姨:“明天杀鸡,杀鸡!”

 1981年8月,我表姨家最小的表哥,考上了四川的一所大学。表姨给我表哥,在家里用缝纫机给他做了一套蓝布衣服。我爸给我表哥送了一本书,是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81年9月,我进入了老家一所中学上初中。在初中一年级的作文上,我开始给自己描绘人生理想,立志当一名作家。那年10月,我在学校墙报专栏上发表了第一篇描写家乡丰收景色的作品。

1982年秋天,我们那个小山村沸腾了,国家的田地,包产到户分配。那年我家9口人,分到了11亩田地。秋天,金灿灿的谷子收成6000多斤,堆满了粮仓。我奶奶眉开眼笑说,孙,你想吃白米干饭就吃吧。

1984年春天,在我的村子里,矗立起了一排排漂亮的砖瓦房,乳白的炊烟,从烟囱冒上半空,与云朵汇合在一起。

1988年夏天,沉闷的天空响起一声雷,也击碎了我的升学梦想。那年9月,我爸单位一个同事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在一家县城馆子宴请单位同事。我爸没去,他说要赶写一个会议材料。其实我爸和我一样,心里压抑而自卑。我埋头吃饭,眼泪啪嗒啪嗒落在饭碗里,奶奶长叹一声后,又柔声安慰,孙啊,只要有块土,哪能没饭吃。一把锄头,斜靠在老墙上等我,那是堂叔去乡里铁匠铺打的。

1989年6月,我在一家单位领取了第一个月工资。我用工资给母亲买了一件衬衣,给堂叔买了一双皮鞋。

1999年,是全国报刊风起云涌的日子,那年我在3家杂志开辟了专栏,稿费收入超过了工资。我花了3000多元买了第一部手机,手机号码我沿用至今。有天晚上我站在县城大桥上给一个诗人打传呼机,呼叫他给我回话,出来喝酒啃猪蹄,顺便谈谈人生与文学。

此后经年,我的故乡县城,在拔节声中,而今已出落成一座亭亭玉立在山温水暖中的锦绣湖城。我在一家单位继续做公文上的文字工作,也躬耕于文学的田园。灰色情绪蔓延时,想到过放弃,但几天不写文字,心里就干涸得如有了一道道裂口。我对文字,已经有了最严重的依赖之心。

2018年,我们这个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再出发。一家报纸这样写道,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真可谓不休不止,这是基本的人性,是普遍的天理。

40年来,在我目光所及之处,我和我身边的人,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大变化,无愧于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衣,想穿啥就买啥;吃,由吃不饱到担心吃好了营养过剩;住,房子越来越宽敞,还可以去原乡山水里,定制一个在大自然里深呼吸的家;行,自驾游、高铁、飞机,行遍地球村。

40年,我这样的当年少年,已进入了人生的中年岁月,这是人生的一段绝美芳华时光。在40年的岁月里,多么值得庆幸,我们相逢相遇也投身融心于这个国家风云激荡的改革大历史大征程。我们追求着物质的丰盈,精神的饱满,亲人朋友欢聚的幸福,时代的嘹亮进行曲里,也有着我们每一个人跳动的音符。

40年,光阴里点点滴滴的记忆,也汇聚成我们各自人生的浩浩河流。